北去的头颅，南留的权柄——读《大宋诡案记》有感

看完《大宋诡案记》之后，我对史弥远的厌恶又多了一层。当然，小说终究是小说，历史上的史弥远也不能完全按照小说中的人物去评价。真要翻开南宋史，他并不是一个无能之辈。恰恰相反，史弥远很聪明，很会做官，也很懂政治。可也正因为如此，我才更不喜欢他。因为一个庸人误国，多少还能归咎于能力；一个聪明人把所有聪明都用在权力上，反而更让人厌恶。

史弥远的一生，似乎总在做最稳妥的选择。韩侂胄北伐失败，他参与诛韩；金人势大，他选择议和；赵竑与自己不合，他便另择赵昀；朝臣不服，他就经营党羽、控制朝局；皇帝年轻，他便继续秉政。每一步单独拿出来，似乎都能找到现实主义的理由。可把这些选择连起来，就会发现史弥远政治生涯里一个挥之不去的底色：**他几乎永远站在风险最小、对自己最安全的那一边。**这当然是一种政治能力，只是我很难喜欢这样的能力。

反过来，我却越来越惋惜韩侂胄。我不想把韩侂胄翻案成什么千古名相。开禧北伐准备不足、用人失误、对形势判断过于乐观，最终造成军事失败，这些责任当然不能因为一句“恢复中原”就全部抹掉。韩侂胄也是权臣，也排斥异己。庆元党禁更是他政治生涯里绕不过去的一笔。所以韩侂胄并不完美，但我仍然会惋惜他。因为至少在韩侂胄身上，还能看到一点南宋这个偏安王朝不该那么早失去的东西：恢复故土的野心。

今天隔着八百多年回头看，“恢复中原”很容易变成历史课本上的四个字。可对于当时的人来说，中原不是一个抽象的地理概念。那里有汴京，有洛阳，有北宋皇陵，有祖宗留下来的土地，也有无数南渡士人的故乡。靖康之耻，也远没有久远到可以成为一个毫无温度的历史名词。所以我始终很难因为开禧北伐失败，就彻底嘲笑韩侂胄。**失败应该批评，但失败和卑劣终究不是一回事。**一个人可能因为能力不足，把一件值得尝试的事情做坏；另一个人也可能极有能力，却永远只做对自己最安全的事情。如果一定要在这两种人之间产生一点私人感情上的偏爱，我大概还是会偏向前者。

尤其令人唏嘘的是韩侂胄最后的结局。开禧北伐失败以后，金人要求南宋处置韩侂胄。于是史弥远等人参与发动政变，韩侂胄被杀，最后甚至连首级都被送到了金国。一个南宋的权相，因为发动北伐失败，最后脑袋被自己的朝廷割下来送给敌国。从现实政治的角度，当然可以解释：战争失败了，要议和；金国提出条件，南宋需要付出代价；杀掉一个已经失败的权臣，换取朝廷喘息。每一步似乎都有道理。于是金人满意了，和议达成了，临安重新恢复平静，史弥远也一步步走向自己的政治巅峰。如果只看政治结果，这甚至称得上一次成功的危机处理。

可每次读到这里，我都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恶心。不是因为韩侂胄不能死，而是因为一个王朝面对敌人的时候，越来越习惯了一种逻辑：**外面的事情解决不了，就先解决自己人。**然后把这种退让包装成成熟，把妥协解释成理性，把没有选择说成主动选择。久而久之，连“恢复”两个字本身，似乎都成了一种不成熟。

而这也正是我对南宋某些理学政治集团始终缺乏好感的原因。这里当然不能简单粗暴地说“理学就是主和派”，历史没有这么整齐。理学士人内部并非铁板一块，主战与主和也从来不是简单按照学派划线。但是在韩侂胄前后的政治斗争中，有一个事实很难让人忽视：韩侂胄与理学集团之间确实存在极其尖锐的政治冲突。庆元党禁让朱熹及其相关士人受到打击，这当然是韩侂胄政治生涯中应该承担责任的一部分。可问题在于，后来历史的书写者，恰恰越来越站到了韩侂胄政敌的思想谱系之中。于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事情发生了：政治斗争本来已经结束，但历史评价的斗争并没有结束。

这也是我读《宋史》时最不舒服的地方之一。韩侂胄被列入《奸臣传》，史弥远却没有。这两个人当然都可以批评。可如果衡量标准是“专权”，那么史弥远难道不专权？如果衡量标准是“排斥异己”，史弥远难道没有排斥异己？如果衡量标准是破坏政治秩序，那么一个宰相因为担心未来的皇帝清算自己，竟然参与改变皇位继承，废赵竑而立赵昀，后来赵竑又死于非命——这难道还不够严重吗？可最后，一个进了《奸臣传》，一个没有。这种反差很难不让人想到《宋史》本身的思想立场。

《宋史》的编纂深受程朱理学史观影响，而韩侂胄恰恰是庆元党禁中打击理学士人的核心政治人物之一。于是读到最后，我总有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：韩侂胄不仅输掉了开禧北伐，也输掉了后来几百年的历史书写权。他的政敌赢了一次，他的政敌所代表的思想传统，后来又赢了一次。第一次是在朝堂上，第二次是在史书里，而后一次甚至比前一次更加彻底。

这并不是说韩侂胄不该进入历史的审判。他当然应该。庆元党禁应该批评，专权应该批评，开禧北伐的战略失误更应该批评。可我真正反感的是：**如果你要审判权臣，那就用同一把尺子。**不能一个人打击了后来成为正统的士人集团，于是他的专权叫“奸”；另一个人与这一思想谱系的关系相对缓和，于是他的专权便可以获得更加复杂、更加宽容的解释。更不能因为北伐失败，就让“恢复中原”本身都带上一层轻率、冒进甚至可笑的色彩。因为这样写到最后，胜负就不再只是历史事实，胜负本身变成了道德。赢得话语权的人，自然代表道统；输掉话语权的人，连动机都可以被重新解释。这才是最让我难受的地方。

而史弥远后来做的事情，又让我更加无法喜欢这个人。赵竑与他不合，甚至流露出即位之后清算史弥远的意思。按照正常的君臣秩序，这意味着史弥远应该害怕，因为宰相再强，终究是臣。可史弥远给出的答案却是：**既然未来的皇帝容不下我，那我就换一个未来的皇帝。**于是有了赵昀，有了后来的宋理宗，也有了赵竑悲惨的结局。到了这里，我实在很难继续用“现实主义政治家”替史弥远解释。因为现实主义至少应该有一条边界：你可以为了国家妥协，却不能把国家变成保护自己权位的工具。

一个宰相能够干预谁来做皇帝，而且做出这个选择的重要动机之一，是担心原来的继承人将来清算自己。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一个被后世钉死的“奸臣”身上，大概早就成为罪证里最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偏偏史弥远没有进入《奸臣传》。所以每每想到这里，我很难不觉得讽刺。

韩侂胄和史弥远放在一起看，也就格外有意思。两个人都是权臣，两个人都不是道德完人，两个人手上都不干净，可是他们身上仿佛代表着南宋政治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。韩侂胄的问题是，他想做一件太大的事情，而自己的能力和南宋的国力没有撑住他的野心。史弥远的问题则是，他太懂得什么事情不能做，也太懂得怎样让自己永远站在安全的位置。前者危险，后者稳妥；前者失败得很难看，后者成功得令人佩服。可是一个王朝如果永远选择后者，久而久之，也就慢慢失去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可能。

所以我惋惜韩侂胄，从来不是因为我认为开禧北伐一定能够成功。恰恰相反，我知道它存在严重的问题，也知道韩侂胄必须为失败负责。我只是觉得，一个失败的北伐者，至少还记得北方；而一个成功的权臣，最后可能只记得自己的相位。

历史最终还是开了一个很讽刺的玩笑。韩侂胄死了，首级北送；史弥远却长期秉政，权势煊赫。韩侂胄想恢复中原，失败了；史弥远想保住自己的政治生命，成功了。甚至到了后来的史书里，韩侂胄还要继续以“奸臣”的身份接受审判，而史弥远却没有得到同样的标签。所以有时候我甚至觉得，史弥远赢得太彻底了。他赢了韩侂胄的命，赢了相位，赢了皇位继承，甚至在某种意义上，也赢了后来史书给予他的待遇。

而韩侂胄留下来的，只剩下一场失败的北伐，一颗送往金国的头颅，以及后世史书里“奸臣”的名字。可也正因为如此，我反而越来越惋惜韩侂胄。不是因为他没有错，而是因为**一个人的错误应该按照他的错误来评价，而不应该因为他得罪了后来掌握道统与史笔的人，便连同他做过的一切一起被钉死。**我不想替韩侂胄洗白，我只是越来越不愿意完全按照胜利者替他写好的判词去认识他。

如果非要让我在这两个人之间偏心一次，我宁愿惋惜那个失败以后，把脑袋留在敌国的野心家，也很难喜欢那个永远不会把自己脑袋放上赌桌的人。因为他只是坐在桌边，冷静地衡量局势，权衡利弊，然后决定——这一次，该把谁的脑袋送出去。